种植服务是连接生产资料到农产品的关键纽带，我国服务长期缺位。传统农业体系中，农化服务主要由农业三站(土肥站、植保站、农技站)承担。一方面，三站与种植户、农资供应商缺少紧密联系，三站提供的农化服务缺少有效性;另一方而，随着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模式的出现，规模化、现代化种植模式日渐兴盛，三站服务发展速度无法满足新的种植习惯和农资产品升级的要求，三站农化整体落后。缺位的体系和井喷式的需求形成强烈反差，为市场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动力。
农资企业以产品为基础，向服务、种植端延伸。需求会驱动转型，在适度规模化种植模式日盛与农化服务长期缺位的双重刺激下，农资企业凭借其渠道广深、与终端用户最为贴近的优势开始向农化服务转型，由传统的渠道拉动向服务拉动转变，并不断整合渠道及农化服务进行营销模式升级，以服务带动产品销售，帮助客户建立“产品+服务”的消费模式，提供农化服务已成为农资企业大势所趋。
我国农药过量使用凸显农化服务严重缺位
我国是农业病虫害发生危害严重的国家，而使用农药仍是目前我国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主要手段，我们知道，农户用药水平的高低、能否科学合理使用农药，不仅事关农作物的防治效果，也关系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我国每年用于病虫害防治的农药用量折纯达近60万吨，商品量达到180万吨，过度用药，不规范用药带来病虫抗性提高，用药就得加量，导致防治成本节节攀升，植被和环境更加恶化，若不在全防统治，精准施药等服务上做功课，农药过度使用将进入恶性循环。
根据我国农业发展提要的数据表明，近些年，我国农药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为20～25%，由于我国是农药使用和生产大国。长期以来，农药在有效防治农业病虫害、保证农作物增产增收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近年来农药的乱用和滥用现象日益严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药的过量使用对农业工作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同时对生物群落、土壤、水体和大气等生态环境乃至全球生态圈造成污染。此外，因农药残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制约着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
从下图看，近十年来我国农药使用量增长斜率，明显高于粮食增长的斜率，农药过度使用明显。
我们知道，农药和医药共同的属性是防治，只是防治对象不同而已，可是医药从生产，流通和使用都有严格的监管和法律体系保障，终端从业人员有执业药师和专科医生，都是执证上岗，对比医药，我国农药在这些方面约束力明显很苍白。
我国农药使用、管理规则亟待完善
这种差异存在很多原因。一是，我国植保防灾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而美国和欧盟等植保法规对农药的使用管理较为严格。如农药使用者必须具备资格证书，农药使用者资格证书一般分为从事有偿服务的商业用药资格证书、个人使用的非商业用药者资格证书、防治建筑物害虫用药个人资格证书和防治建筑物害虫公司资格证书等4类。如美国只有通过州农业厅组织的有关资格考试，才能获得上述4类资格证书，并且规定每次使用农药时都必须作记录，并在田间设置警示标志。
而加拿大政府对农药的使用管理与执法也是非常严格，加拿大联邦政府就通过了“有害生物控制产品法”(即PCP法)。该法特别强调健康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以及使农药产品登记系统对公众更加透明及便利，所有农药产品必须在该法案下登记注册才能在加拿大销售和使用。
二是，我国农药使用指导体系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经销商指导农户使用农药，这些群体缺乏专业性，其行为和后果没有法律约束，更有甚者为了提高销售额，误导农户提高农药用量，致使农户超量用药，有的经销商在农药使用时间和用量上的随意些，致使农药有效利用率低等等问题。其所带来的农药残留超标、环境污染、操作者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我国植保防治行为不规范，随意防治、不防治、乱防治等问题日益突出，常常造成防控效果差、灾害蔓延快、农田污染重、农药残留超标、人畜中毒等不良后果。控制农作物病虫害是一项公益性、政策性和法制性很强的防灾减灾工作，需要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规范病虫害信息发布和防治行为。
原药价格历史低位徘徊，倒逼企业急切转型
目前，我国农药服务性在服务结构、经营管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面临着世界农药巨头近年来纷纷以合资、独资的形式抢滩中国市场，国际农化巨头的作物解决全方案在国内风声水起，国内有些媒体和企业也呼呼相应，请几个专家讲几个课件，可是效果有限。
大唱概念可能会本末倒置，主要原因是我们企业作物解决全方案经验缺乏，农业商情大数据缺少积累，数据不充分，科学作物解决全方案要做到，方案提供者深入实地调查了解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气候条件、种植规模与种植习惯、作物病虫草鼠害的发生规律、用药历史与用药现状等，综合考虑所有影响因素，做到有的放矢、因地制宜;对基地的土地熵情检测、监测，科学地施肥、施药，科学管理，收割以及土地养护和修复，也要紧密结合植保专家、植物营养专家、农机专家、农技人员及种植业者的经验，经过不断更新、调整、完善，让作物解决方案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目前大宗原药价格多数在历史的低位运行，例如，草甘膦价格回落至历史低点。目前行业已出现整体亏损，目前，草甘膦市场主流成交价跌至19000元/吨，已经回落至历史低位。江山股份2015年中报显示上半年草甘膦业务毛利率仅0.23%，新安化工由于草甘膦低迷拖累，业绩出现亏损，原因是主导产品草甘膦需求下降，产品价格持续下跌。
由于百草枯毒性调整为剧毒，使本就低迷的百草枯产品市场行情雪上加霜，目前行情比较弱势，目前42%母液价格徘徊在14500元/吨，行情仍有下滑风险，目前涉及百草枯的登记有47个，登记有效期最长的是先正达的百草枯母药，有效期到2020年2月17日。
另外，制剂中红太阳的30%百草枯可溶胶剂有效期截止时间最晚，为2018年9月25日，按照制剂两年有效期的规定，在2020年9月25日之后，百草枯将在中国彻底终结。
目前毒死蜱市场弱势平稳，供需、价格整体波动不大，毒死蜱97%主流报价至33000～35000元/吨;成交至31500～32000元/吨。
从出口市场看，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走弱，国内供应商有可能会适当提升人民币价格来维护出口市场的利益，而对市场不利的层面则是，从需求面上看，当前杀虫剂市场整体走弱，毒死蜱市场难以独善其身。
另外，如果美国环保总署认定毒死蜱禁用，从数据看，不会对中国出口量构成严重打击，而如果其他经济体效仿，则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大型国有农药企业加速对中小农药企业的兼并重组的行业格局，农药服务性企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实现战略转型，将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如何通过企业战略转型，适应和掌握环境的变化的趋势、把握市场机遇并创造发展机会，使企业能够长期存在、发展与壮大是我们企业都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也是农药服务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我国农药企业发展农药服务性，已经迫在眉睫，是因为我国农药行业竞争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生存环境危机重重，目前行业在政策严控新产能的释放，环保政策更加严厉，整个行业弥漫和充斥着调整的气氛。
农资电商不是传统农资渠道的替代，深耕服务才是王道
我国传统农资经销商存在非常多的弊端，企业受区域限制，销售范围受限制，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价格混乱，假货次品充斥市场，农资市场零散销售，没有统一的标准，商家进货渠道各不相同，难以形成价格优势。赊销是农资顽疾，经销商资金周转不畅和还款压力等弊端，对虫情病害，科学施肥、药以及种子种植缺乏科学的指导方案，农资商品缺乏质量保证等。
传统的营销模式和渠道受到电商的冲击，行业加速洗牌，竞争更胜从前，不少农药企业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何以立身?怎样才能不被淘汰出局?如何分享更大的市场蛋糕?转型成了许多企业的出路和方向。
从2014年来，我国互联网和农资行业融合速度加快，资本和行业大鳄对农资行业进行了“圈地运动”，如阿里集团在多个领域布局农业，还有辉丰股份、诺普信、金正大等。辉丰参股农一网并入驻旗舰店。金正大农化服务中心项目连通线上、线下资源，具备农业信息化服务及农资电商双重功能。诺普信与金正大联手，成立合作联盟，开启国内农化服务一体化合作的大幕，可以说，无论是电商O2O，打通农村农资最后一公里，设立农资电商旗舰店和农医生，这样农资流通快捷，就近给农户提供服务更为方便和效率，这些举措服务特征明显。
近期，诸多国内农药企业纷纷谋求转型，有的看好航空植保领域，进军无人机植保喷洒服务，组建专业打药队伍，如广西田园、江苏克胜;有的乘借“互联网+”的东风，大力构建农资电商平台，如诺普信和辉丰;还有的专注于为种植者提供作物全程解决方案，如海利尔、中农立华等。相比于农药生产企业，农资经销商的转型似乎更为灵活多样，有的组建统防统治专业化服务队伍，有的提供从土壤管理到用药、用肥、药械的全套服务，有的不光向农民卖农资，还帮农民卖农产品，还有的直接尝试订单农业或成立种植合作社。
不管是提供一体化服务，还是提供作物全程解决方案，抑或是做农业全产业链服务商，叫法虽不相同，但方向都一样，那就是为种植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在多个环节实现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