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半年，我国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虽略有调减，但夏粮产量仍实现2.1%的增长，与历史最高年持平。当前正值夏季用肥的高峰期，然而许多农资企业却反映，今年传统化肥市场异常艰难，各肥种的销量都出现了一定的下滑。大家都在困惑，为啥粮食增产了，部分农产品价格也回暖了，可农资生意仍旧步履维艰？
众所周知，作为肥料的终端消费者，种植户的生产与收益情况可谓农资市场的“晴雨表”。只有种植户的收益和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资企业的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近日，记者深入南方部分粮食主产区调查，发现在粮食市场低迷和经营主体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部分产粮大县出现了一些影响粮食优质稳产的现象，值得农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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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风险加大 大户弃种增加 |
以种粮大户为代表的规模化经营，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受粮价低迷、成本高企、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近两年一些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大户出现经营信心下挫的情况。
湖南省桃源县种粮大户彭晋京去年种了1500亩水稻，今年调整到1200亩。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几个农户微信群里，都有弃种的大户。“一个微信名叫‘田地主’的大户，本来他起这个名字是很为种粮自豪的，但因为连续亏损，去年开始不种了。”
无独有偶，记者在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全国产粮大县了解到，这些地方均有一些种粮大户缩减种植面积甚至直接弃耕的现象。
近两年粮价低迷，多重成本挤压，加上自然灾害等经营风险，是影响种粮大户信心的三大因素。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彭墩村村民陈良福说，去年他收了5.5万公斤稻谷，其中近一半以2.76元/公斤的价格卖给了粮库，剩下的一半想等到今年春天价格涨一点再卖。没想到过了一个冬天，价格反而跌到了2.4元/公斤。
以往，种粮大户靠规模赚钱，亩均利润在200-300元左右，近两年粮价“天花板”下沉，成本“地板”上升，利润空间被大大挤压。
陈良福等种粮大户说，去年受粮价影响种植户每亩减收130元左右，农资成本亩均增加约60元到80元，人工和土地流转成本也上涨了近百元。
市场流通不畅、优质难优价等问题，也是影响粮农生产经营信心的因素之一。
桃源县爱来米业负责人罗爱来说，现在粮食生产基本靠种植大户，而种植大户基本靠订单生产，但当地4家最大的加工企业的订单量加起来也只有实际产量的一半左右。“不敢签更多订单的原因是没那么多资金。去年我需要1500万元，实际上获得的资金支持是700多万元，剩下的缺口要么是边销边付，要么就是跟关系好的大户先欠着。所以很多外地企业在桃源搞订单生产也搞不起来，因为大户不放心，怕它们不给钱跑了。”
部分受访种粮大户反映，由于打开市场难度大，近两年在生产转型中改种优质品种实际效益也不理想。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种粮大户雷炳华去年改种了200亩有机稻，平均亩产量下降了150公斤，价格定为20元/公斤。他有些担忧，“如果都能卖这个价，那就能弥补产量的损失。但现在进度不是特别快，还得想办法打开销路，否则最后也得降价。”
记者调研发现，在粮食市场不景气和成本挤压之外，来自自然灾害的经营风险增多，在风险共担机制不完善等情况下，部分种粮大户感觉收益预期变数增多，经营信心受到影响。
“当下市场化的农业保险，对于规模化经营者投保条件要求较高但理赔难，起不到保险作用，更像是保费的一点利息。”福建一户水稻制种大户表示，去年他种植的水稻受灾严重，经过长期多方协调以后，理赔的面积也只占实际受灾面积的八成左右。
一位全国产粮大县的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受风灾、水灾、旱灾等影响，去年当地受灾的粮田统计面积为100万亩。而政府下达的相关自然灾害救济资金有限，弥补农户损失无异于杯水车薪。“近年来极端天气、病虫害等带来的自然灾害呈增多趋势，经济损失压力目前几乎全部由农户承担，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种植信心。”
桃源县农业农村局粮油站站长李虎等基层农粮部门干部表示，需要在加速国内粮食生产转型，解决优质粮食市场流通，和建设由政府、保险机构、生产经营主体共担的风险机制上加大力度，以稳定粮农收益预期，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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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不精准 种粮显现下降趋势 |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因为统计技术等原因，个别县区粮食实际播种面积与统计上报面积存在偏差，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准确反映。
在南方某省一国家级产粮大县（区），记者蹲点调研发现，该县不少乡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口粮田抛荒现象，部分农民还把口粮田改种了草坪和其他经济类农作物。但无论是抛荒还是改种，这些田块仍按照种植粮食上报面积。
“农民生活很不容易，多上报一点面积，好歹能多拿一点补贴。”当地一位村干部坦言，该村不少农田抛荒弃耕，这两年实际粮食播种面积只有5000亩左右，目前仍按6000多亩全种水稻的情况上报。
当地一位受访干部告诉记者，从统计上看，该县耕地面积一直比较稳定，但如果把长期抛荒的田或已经变成鱼塘、茶园、林地的田都筛除掉，可能减少15%以上。“比如，近期我们对林业局和自然资源局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耕地和林地重合面积达到了6.8亩，这是因为有不少耕地上实际已经种植了竹林或树林，林业部门就算成了林地。”
对于出现的统计面积误差，部分受访农粮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统计粮食播种面积的办法，还是由村一级开始，由下至上层层上报数字，上级部门再抽查核实，这一制度难以完全准确。
“县级农技站的工作人员有限，一年最多选择十来个村做复查，主要复查方式也只是眼睛看、嘴巴问。如果一片80亩的田，基层说有100亩，复查人员也很难辨明。”一位基层农粮部门干部说。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国强说，现在农业部门保种粮面积的主要办法之一，某种程度还是依靠层层下派任务，实际上基层政府无法强制农民种粮，部分基层干部对于统计数字核实并不是十分严格。
记者调研了解到，近年来，生产经营主体自发的种植结构调整，或因耕作条件等原因抛荒，造成部分地区粮食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相关专家表示，粮食种植情况的精准反映对制定粮食政策意义重大，对粮食播种面积的统计应该更加精准和严格。
“个别地方反映出来的情况提醒我们，要用遥感、卫星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提升统计技术水平，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提升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程国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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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上山” 耕地质量难保障 |
“藏粮于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记者调研发现，目前部分地区耕地和基本农田质量和数量保护，面临农业经营主体自发产业转型破坏现象增多、基本农田划定区域不合理、耕地保护力量不足等问题，不利于保障粮食产能。
在东南沿海某县，记者看到不少连片农田种着绿油油的草皮。当地一位农粮部门干部表示，近年来当地有近万亩农田由种水稻或玉米陆续改种草皮。在闽北的一个产粮大镇，越来越多的茶树从山上搬到耕地甚至基本农田里，上千亩稻田变成了茶园。
部分农业经营主体将种粮改为种草皮、果树林木，甚至直接在基本农田上开塘挖沟种荷花、搞养殖，引发基层农粮部门对于耕地质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的担忧。部分农粮部门负责人表示，以种草为例，除了直接挖损农田，化肥、农药用量远超一般口粮田外，收草皮时需要连同表层土一起铲走，一年收获4次相当于把田“扒了4遍皮”。一些种茶果苗木的田，时间长了会土壤板结，这给耕地和地力保护带来较大隐患。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提出，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但对于“租田种草”、开挖鱼塘等现象，某基层国土部门负责人无奈地表示：“与务工相比，农民种粮性价比低，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把田包出去。但只要按时收到租金，别人种什么、怎么使用，他们一般不会管。我们乡镇国土所一般就一两个人，要管一个乡镇的土地，根本管不过来。”
与此同时，基层反映，虽然国家对耕地保护要求越来越严，但目前耕地保护面临破坏行为发现难、执法难等难题：
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细则不完善，且土地原耕作层基础数据缺乏等，难以界定怎样才算破坏耕作层。另一方面，县区国土执法人员少，常常在发现问题时，实际破坏行为已实施完毕。即使发现违法行为，多数情况也只能通知限期整改，没有强制执行权。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现在很多粮食主产区包地种粮的大户是外地人，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流动种粮大户”。他们把田租过来，首先考虑的是在租期内最大限度提高产量，获取更高收益，不会太重视土地的休养生息。同时，我国现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与农民的耕种行为脱节，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除了经营主体对耕地的任意使用带来的耕地保护难题以外，近年来部分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划定的基本农田或补充的耕地存在“进山上坡”现象，比如偏向划到山区，而且海拔越划越高，这使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质量受到影响。
“近年来，不同部门统计的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的数据‘打架’，原因是基本农田划定问题。”中部某省一位山区县林业局干部受访时说，他们原计划2014年到2020年间退耕还林7.9万亩，主要利用25度以上的坡耕地。但县土地管理部门数据库里显示县里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为零，导致他们连年完不成任务。但这跟当地作为山区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有些耕地坡度35度都不止。”
记者了解到，财政部驻该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数据“打架”不排除部分主观故意：一是一些地方为方便经济发展征占耕地，将城郊基本农田划为非基本农田，却将山上的坡耕地划为基本农田；二是将部分25度以上坡耕地作为国土整理储备用地。
“为保证质量，现在对基本农田的划定比例和位置，很有必要重新调整。”福建省一位山区县自然资源部门干部表示，作为丘陵地区，当地基本农田占耕地总面积的划定比例甚至超过90%，不少大坡度的田也成了基本农田；此外，不少林地作为“可以恢复成耕地的土地”也被划成基本农田。
部分基层农粮部门负责人表示，当下处于农村产业转型和城镇化及乡村基础设施发展建设提速时期，耕地数量质量安全面临复杂形势，应加强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评估和保障工作，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的改造提升，以摸清、做实粮食安全保障的“家底”。同时，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新监督管理方式，强化基层执法权和执法能力，加大科技手段运用，构建更加完善的耕地保护网络。
在种植结构调整步伐深入推进的今天，我国部分粮食主产区虽然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对于行业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但农资企业应当清醒地看到，挑战背后也孕育着机遇。作为为农服务的主力，谁能真正解决农民种粮、卖粮的痛点和难点，切实帮助种植户丰产增收，谁就能逆流而上，率先突出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