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正溶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的出台和实施，从宏观上正在规范中国种业的行为，调整中国种业的格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宏观经济的发展，正在冲击旧的思维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而新模式、新体制、新机制还处于积极探索中；行政、事业单位改革以及种植业结构调整、西部大开发、旱地农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都将有形和无形地影响中国种业的发展进程，中国种业的大变革将不可避免且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中国种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一、中国种业面临的五大问题

　（一）体制

　　体制问题仍将是中国种业未来3-5年内面临的核心问题。从总体上看，一半以上的企业（无论从企业的数量、经营作物种子的类别还是市场占有率）尚未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和困惑，甚至已经改制的企业仍受到来自旧体制的干扰，旧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无法或难以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机制，无法或难以面对变化中的市场，体制不动，其他方面的变化仅算作调整或改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不是大手术。因此，中国种业正在面对改制、改组、改造的阵痛和必须作出痛苦的抉择之中，对现有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甚至绝大多数企业而言，决不应再对旧的体制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与幻想。改制的重点和难点都将从国有大型企业到中、小型企业再回到大型企业。国有大型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是中国未来种业的发展希望，集中了国家长期的投资建设，集中了一大批科技型的经营和管理人才，在市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和一定的地位，因此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一些中小企业比较分散，数目较多，企业间、区域间差异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大企业的发展，而且这些企业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和边缘地区长期承担国家公共性、公益性供种任务，而现阶段大企业的经营服务区域、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都代替不了这些企业的区域优势、区域内的网络优势和经营优势，这也是政府必须面对的。同时，对于常规作物的区域性种子企业与上面所述的中小企业相同或相似，往往分布相对分散、经营规模比较小、可预见的利润有限，况且这些地区可能是作物主产区或相对生态条件较差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滞后，如何保证农民的利益和当地的农业生产，是值得研究的，国家应鼓励或委托大的有实力的种子公司承担公益性的供种任务，承担任务的公司享受政府相应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全局而言，国家是否应办一些公益性种子公司而非赢利性，是否可以由协会承担，是否可以由市、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来承担这一任务值得研究，但公益性种子公司应像国外的非赢利机构，虽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但必须赢利，否则难以生存，这应深入研究。

　（二）机制

　　机制和体制不同，体制虽然顽固，但瞬间就可能发生变化而不再左右或阻碍种业的变化和发展进程，而机制问题将伴随种业发展的全过程，不论是何种体制都存在有机制问题。因此，机制问题是种业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之一。对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体制在种业发展进程中并非具有显而易见的、长期的优势，仅仅是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短暂的优势。现在看来，机制问题将较长期地困绕中国种业的发展，有必要下大力气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种业发展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需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过程，也是逐渐规范和完善的过程，甚至需要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机制没有固定的模式，而且需要适时调整。机制问题其实是企业内部的有效运转和与外部环境的有效衔接，对员工而言是责、权、利的问题。机制问题宏观上看大同小异，微观上千差万别，互不相同。

　（三）人才

　　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正在冲破长期的束缚，变被动为主动，“以人为本”的时代已经来临，人才流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其实，对人才流动不必大惊小怪，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转型期的特征之一。流动的人才主要指管理和科技人才，表面上看流动处于多向性和无序状态。常见的从国内流向国外，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流动将趋于平衡；从科研、管理部门向企业流动，一般以单向性为主。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流动往往也是单向性的。未来的人才流动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的流动，流动人员的构成主要是高、中级管理和科研人才，这种流动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制约甚至使中、小种子企业倒闭，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国有种子公司。

　　人才合理流动，必然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和产业发展，尤其是国有种业和科研单位管理、科研人才的流动，加快了改制过程，促进了人才资源的重组和有效、合理配置。而人才资源是当今社会的最大财富和核心资源。伴随外资的涌入，人才向外资流动已成必然，对中国种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看并非是坏事。

　（四）科技

　　对于中国种业发展的又一长期而重要的限制因素是科技，长期以来科研投入少，育种和推广相脱节的状况没有实质改变，各作物的主要品种仍主要产生并掌握在科研教学单位，育、繁、推一体化进程还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虽然有进步，但没有实质性变化，而且也不应指望几年内种子企业科技进步迈出太大的步伐。种业科研严重滞后，研究在低水平下重复且缺乏特色，种子企业依赖科研育种单位的局面在短期内还难以有大的突破，尤其是现有科研体制和科研投入情况下。就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的比较而言，科研单位改革与发展滞后于种子企业，科研改革迟缓，现阶段可能会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种业的发展，品种权保护也将受到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科研育种单位本身。多年实践已经验证，国内的各种农作物品种仍然主要集中来源于科研单位，绝大多数玉米种子企业品种匮乏的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变，而科研单位的推广能力、推广网络和市场运作能力受到科研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有推广能力而缺少优势品种的种子企业与有优势品种而缺乏推广能力的科研单位形成现阶段中国种业难以逾越的障碍，预计在未来3-5年内将逐渐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国种业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制定合理的目标和规划，加大科研投入的同时，应多条腿走路，通过合作研究、合作开发、成果转让、人才抢购等多种形式，加大科研投入，目前虽然有一定的进展，但不能盲目乐观。投入并非是大家都去搞生物技术都去搞转基因，都去搞大规模的圈地盖楼，完全可以借鸡下蛋。有条件的相对较大的种子企业，要通过自身的资金相对优势，吸引更多的管理和科技型人才，积极发展应用基础研究，带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尤其应在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带动和提升种业，加大对市场和科研改革的影响力度，积极促进种子产业形成和发展。

　（五）品牌

　　种业现阶段，宏观上还很难说有过硬的品牌，品牌效应在种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作为消费者，我们在市场上经常可以接触到服装、汽车、家电等方面的名牌产品，其实就是品牌。据说英国不生产茶叶，但全世界60%的茶叶品牌却掌握在英国人手里。其实品牌不是宣传出来的，是靠激烈的市场竞争赢得的，是靠体制、机制、人才、科技等全方位的优势创造出来的，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品牌是质量、是机制、是诚信、是服务，品牌就是生产力。中国种业还没有过硬的品牌是中国种业的一大遗憾，中国种业刚刚起步，将较长期地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品牌将决定企业产品的价格、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品牌也将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没有品牌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没有品牌的市场是不成熟的市场。中国种业必须走出误区，争创品牌。

　　可以在一个作物、一个地区、一个省份或一个生态区，可以在一个品种、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一个领域，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坚持不懈，相信在未来5-10年内，中国种业一定会形成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的发展思路和对策。

　　当然，影响中国种业发展的因素很多，可能有法律、法规方面的，有政策、资金方面的，有基础、材料、资源方面的，也有环境、网络、信息方面的，但中国种业在未来几年内，将主要受到有体制没机制、有品种没品牌、有企业没产业、有产品没服务、有销售没网络等问题的长期制约和困惑，必须引起全行业的高度重视。

　　二、整合资源、科学决策、提升种业

　　体制、机制、人才、科技和品牌是现在和未来种业发展中的大问题，体制是前提，机制是基础，人才是核心，品牌是目标。没有体制，难有机制，现在看体制是可以改变的，不会再长期困扰有希望的种子企业的发展，而机制、人才和科技是贯穿于种业发展的全过程。没有机制不可能吸引和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有人才才能发展科技，科技发展了才能创造品牌。品种是种业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是品牌的基础又靠品牌支撑，品牌是种业永无止境的追求。

　（一）法律、法规和机构问题

　　适时修改、完善《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已经逐渐摆到日程上来。中国种业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市场的发展，中国种业的诸多问题逐渐明朗化，《种子法》的出台和实施，对中国种业在宏观上所起到的规范作用是无疑的，但不完善的地方也已经越来越显示出来，尤其是配套法规滞后甚至不配套，国家与省级、省级之间不协调的问题经常遇到，国务院主管部门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制定《种子法》实施细则非常必要，大的宏观问题必须依据《种子法》的基本精神，具体的方面和操作应结合各省实际，这样可以创造许多新经验、新办法，也为《种子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进一步修改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可以有效地避免各种办法五花八门、相互牵制和制约的被动局面。市场不是靠法律来形成的，是市场形成以后带动了法制建设，再靠法律来完善和规范市场行为，市场没形成法律是难以定位的，法律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精华，是动态的、渐进的、整体的概念，有其完善、规范和发展的过程。当然，种业管理机构设置也应与中国种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目前看我国现阶段的各级种业管理机构设置不太合理，条块分割、部门分割、行业分割严重，极不适应未来种业发展的需要，亟待研究、规划和整合，将种业作为产业重新考虑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为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应进一步更新观念，调整机构，转变职能，整合资源，强化服务。

　（二）品种审定问题

　关于品种审定，实际上是对品种种性和品种实用性确认以及品种的市场准入问题，是建立在公正、科学的试验、鉴定和检测基础上的，是对品种的利用价值、利用程度和利用范围的预测和确认。我国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采取的原则应对没有大的风险的品种、有一定利用价值的品种都可以被审定；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强制审定，对其他作物实行自愿登记制度。虽然《种子法》已经确定了品种试验和品种审定的法律地位，但在品种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漏洞，如对主要农作物的确认，对其他作物没有明确的意见等等。《种子法》在品种审定方面应表述为：我国实行国家和省级两级农作物品种审定、登记制度，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强制审定制度，其他作物实行自愿登记制度。审定与登记的作物种类、办法由国家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制定）。

　　综合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品种管理思路、经验和模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在品种管理方面应继承自己优良的传统管理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主要农作物采取强制审定即不审定不能推广，其他作物实行自愿登记制度。尤其是绝大多数经营种子单位都是国有科研、国有种业、国有控股企业的前提下，绝大多数种子企业自我约束能力不强，种子质量还不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消费者文化素质低、自我保护意识低、保护能力差的前提下，必须对企业有所约束以保护广大的消费者利益。当然，不论何种模式，试验是审定或登记的前提，审定或登记是对试验结果的确认、把握和对生产和市场的预测。美国的品种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种子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高素质的农场主、机械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现代农业科技尤其是生物技术高速发展和上百年种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要先学会走路再学跑步，否则先学跑步一旦摔了跟头就没法学走路了。当然，并不一定每件事都因循守旧、缓慢发展，我们完全可以走的快一些甚至再快一些也无可非议，但我们迈出的每一步必须看准方向。

　（三）科技问题

　　在中国种业的发展进程中，推动科研体制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与种业改革与发展相比，科技体制改革滞后可能使种业发展在未来3～5年甚至更长时间受到制约，值得研究。基础研究滞后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缺乏统一有效的规划和协调，中央、省、市、县都搞应用研究，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劳动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全民搞育种、全国搞经营的局面使人想起“大炼钢铁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应及时扭转。资源、材料、方法和思路创新的迫切需要与资源匮乏、育种思路、育种手段、育种方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应加快资源的利用和材料的创新。要加快全国种质资源的整合、鉴定、交流，建立有效的鉴定、评价和发放、利用机制，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科研、教学单位从事资源和材料的研究，从项目设置、经费投入到项目验收、科技奖励等环节上建立一整套激励机制，主要是热带资源、野生资源和外引资源的利用，使资源利用形成良性的循环。在搞好常规育种的同时，注重生物技术研究，但应避免一哄而起的无序状态，必须加大力度抓好转基因为主的生物技术研究和开发。新世纪是生物技术时代、信息技术时代，谁在生物技术领域落后，谁将在生物产业发展中处于被动局面。虽然转基因利用在农业领域可能涉及到现阶段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但我们必须了解全球的大趋势尤其是农产品发达国家的动态，避免被动的局面，有备无患，当大量的美国玉米、大豆进入中国时，你无法幻想中国没有转基因产品，因为美国大量的农产品尤其大豆、玉米、棉花等都是转基因的，作者认为只要从美国进口玉米、大豆恐怕离不开转基因产品，而转基因产品可能是未来农产品贸易的主角，在这一问题上尤其要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战略与战术的辨证关系。在转基因等生物技术领域，我们主张一是作为辅助育种手段加快在农作物品种选育中的利用强度；二是加大资金、人才、项目的倾斜、支持力度，搞好技术储备，跟踪国际研究进展；三是慎重进行环境释放、中间性试验尤其是商业化开发。在生物技术领域重点是着眼于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开发研究，但需要有基础研究作基础、后盾和支撑。当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于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研究并取得突破性的令人瞩目的进展时，我们必须加快科技跟踪、科技攻关、科技投入的力度，尤其在农产品的主要研究领域。国家应鼓励广大科技人员献身于种业的发展，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有远见、有实力的企业家大量聘请离退休的农业科技人员，但他们的首要任务应是培养人才，其次是制定科研、育种规划和目标，可以在力所能及条件下搞育种，千万别倒着来，否则企业家可能只有短期的喜悦，而育种家往往会对企业的发展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发挥他们的真正作用。因此，我国的商业育种可以从种业内部开始而不是科研单位，主要从杂交作物着手，种业有能力调动和整合内外资源，当然商业育种的探索并不应影响各级政府加大对各作物科研的投入，这是中国种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四）体制、机制、人才和品牌问题

　　虽说体制没有好坏之分，主要看采用何种机制，但从中国种业近年来的发展看，长期受到单一国有体制的限制和束缚，无形中影响到中国种业的发展，因为国有体制下难以建立起相互协调、灵活有效、快速应对的运行机制，受制约的因素太多，人们常说“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非常形象的概括。目前，体制问题对绝大多数企业尤其对中小种子企业而言，仍然是主要限制因素。在体制问题逐渐解决过程中，有体制、没机制、缺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到我们面前，缺乏的是管理专家，经理们尚未经历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因此现阶段是种业发展的过渡时期，也是现代种业的起步阶段。有体制没机制的状况将在未来3-5年甚至更长时间困惑和制约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机制贯穿于种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是种业能否发展的基础。体制好坏无法衡量，主要靠企业的真实业绩和有效运转，但现阶段体制好坏直接影响人才的流向甚至影响到种子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机制难以用量化指标去衡量，无法用定量标准去评价，但却无形中左右企业的发展。所谓机制简单地理解为企业内部员工的责、权、利及其配套的规章制度办法理念等，是能否最大限度地、以最优化方式调动和整合企业内部的各类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和企业的有效运转。与品牌有密切关系又是品牌重要组成部分的是种子质量问题，我国应尽快实行真实标签和最低种子质量标准，绝不能再让参差不齐的种子质量同穿一套样式的服装，使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从另一个角度讲无形中帮助企业欺骗了消费者。推行种子企业认证制度可能是种业发达国家或国际种子贸易、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应从种子企业认证逐渐向种业产品认证制度发展，再从自愿产品认证到实行产品的强制性认证发展，这可能是未来比较长远的发展趋势，通过认证制度净化种业市场、规范种业行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推动种业品牌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使消费者从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当然我国实行种子认证有实际的难度。国家现阶段同类型作物的种子价格与不同品种往往能挂上沟，而种子价格与种子质量没有挂钩，实际上是对种子真正价格的扭曲，是种业不成熟和缺乏品牌的表现。

　　人类社会是在合作中发展、在竞争中生存，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当今的主题，要发展必然要合作和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自身以外，肯定应该是最密切的合作伙伴，只有彼此的竞争对手才有合作前提、合作资格、合作可能和必要，竞争才能促进合作和共同发展。竞争应该是有序的、合法的、有规则的；合作应是优势互补的、互惠互利的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只有进一步整顿种业的宏观环境，严厉打击不法商业行为，才能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平台，才能促进种业的共同发展。当前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但对国有育种单位与其他育种单位采取有别的保护措施和国有单位育种家的“智力产权”保护问题应引起重视；加大对假冒伪劣种子的查处和打击力度，从源头抓起保护消费者即农民的利益；努力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就是提高以农民为核心的全民族文化素质应作为重大工程列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实行全民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是中国政府应面对的最大的工程—世纪工程；现阶段，努力提高广大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十分重要，要提倡诚信为本、依法经营。

　（五）品种推广问题

　　试验、审定和推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广义上可归为推广的范畴。试验是品种推广前的鉴定、测试、验证过程，在企业的鉴定网络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主要借助于国家的公共、公益鉴定网络；审定过程是对试验结果的审核、确认和对品种的评价过程，是确定可否允许该品种进入市场的准入问题。一个国家的农业产业政策和农产品市场政策将直接影响市场准入条件即左右品种审定标准，因此审定标准是为政府的宏观决策和市场服务的，审定标准也是动态的，审定是从试验着手，但应以产品为目标和基本准则的；试验、审定相对为可控范围，主要工作是由政府和政府的所属或相关部门来做，而推广就比较复杂了，涉及千家万户。

　　鉴于中国农民文化素质较差、生产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低以及相对分散、封闭状态加之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旱灾、水灾和冻害，使农业生产必然为弱质产业，需要政府长时期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政府在品种的市场准入条件即品种审定标准应宽严适度，种业的生产、经营、注册等准入条件尤其是对国有种业应有适当的约束条件来确保农民的利益，因为国有种业没有赔偿的前提条件和赔偿资格。另一方面，对于优良品种的推广，政府应积极引导、支持和扶持，如通过示范、展示、现场观摩、信息发布等多种形式，加强审定品种的宣传、推广力度。美国有200多万个农户，中国有2～3亿个农户，中国应有自己的农业技术推广思路、模式和格局，政府尤其应关注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应该作为产业考虑和安排。

　　在推广多元化格局中，企业应充分利用政府的公共、公益推广网络，加强自有品种和自身的宣传，同时应根据需要和可能，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自己的测试、推广、销售网络，现阶段的重点是科研育种机构的规划、建立和发展尤为迫切，但应量力而行、稳步推进。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加快新品种的推广，从现阶段的政府主导型向近期的政府导向型、企业导向型过渡，再向远期的市场主导型迈进，政府的导向型作用将一直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其作用方式、方法、对策和思路有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区别。由于机构改革，全国部分省的县、乡两级基层推广体系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国家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政策、资金、编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来保证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建设，同时要抓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对策，更要加快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业务素质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并应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服务方式、方法、思路的研究、创新和改革步伐。就全国农作物品种推广而言，完全可以用国家和省级两级农作物品种试验网络来承担或代替农技推广体系中的农作物品种推广职能，即用试验网代替推广网或试验网行使试验和推广双重职能，这不仅是有横向、也有纵向的交叉的稳定网络，多年的实践证明，在玉米品种推广中已经形成了有效的框架结构、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就是在农作物品种推广工作中将不同行业、不同职能、不同部门及其各类专家、人才等资源通过优良品种有机地整合在一个大家的公共平台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加快新品种推广。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要充分依靠、调动和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推进企业的科技进步，树立企业的品牌，扶持企业的健康发展，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我们应以品种和产品为纽带，连接政府、企业、农民和市场，根据市场的发展，采取必要的引导措施、政策导向和资金有效投入，促进企业自愿联合，优势互补，使有限资源得到优化并重新配置，进一步整合种业整体资源，尤其应注意整合科研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聚合和合理利用人才资源，先有人才后有科技，有了科技才有可能创造品牌和效益。品牌的前提是科技和管理，科技和管理的前提是人才，人才是群体的、多学科的、长期的，人才是当今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首要资源。

　　政府应首先确定种业的近期和远期发展目标，根据目标进行科学规划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和整合我国有限的各类资源，包括人才、资金、网络、信息、材料等资源，特别是要从基础做起，目标是做大尤其是做强中国种业。在中国种业的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一是避免盲目决策、闭门决策、一言堂决策；二是避免分散投资、短期投资、形象和感情投资；三是避免求新心切、求大心切、求快心切、求洋心切。只有立足我们自己的条件、能力和有限的资源，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才能使我国的现代种业实现真正的起步、发展、提高和腾飞。

　　在制定种业政策中，我们一定要考虑我国至少存在的30年以上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南北差距以及国内外差距，切不可一刀切，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束之高阁，无法实施。